1978年3月，北京刚刚回暖。中组部那条狭长的走廊里，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放慢了脚步，棉布鞋几乎听不出声音。门口值班员悄声提醒：“胡部长马上就到。”老人点点头配资在线平台，自言自语：“今天该说的，就一句——给我点儿活干。” 胡耀邦匆匆赶来，握手时问：“王大姐，有事？” 她直截了当：“别安排照顾，我想做事。”短短十五个字，把会面带进正题。
这并不是客套。七年前，谢觉哉病逝，她按组织级别本可继续住在三进四合院。可她把钥匙交回，车子也退掉，带着孩子搬进不足六十平米的旧楼。有人不解，她摆摆手：“我有工作，凭什么住那么大？”这种“较真儿”在今天听来像段子，当年却没人敢劝。
老人名叫王定国，1913年出生在四川营山。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才六岁就下地拔草，十岁挑粪灌水。更惨的是，饥荒连年，她看着妹妹饿死，弟弟被卖。十四岁又被人用八块大洋买走，当了童养媳。旧礼教束着双脚，也束着空气，她常说那几年“连呼吸都疼”。
地下党的一张传单飘进院子，像一把刀划开沉闷。有人悄悄告诉她：女人可以剪发、可以放脚、可以改名。她心里“咚”地一声，夜里对着月亮拿剪刀咔嚓一下，辫子落地。随后，她拎着小包逃出高墙，用四十块银元彻底了结那段屈辱，跑到游击区给红军做交通员。
1933年，红九军进入营山，她正式参军入党。次年调巴中苏维埃学校，两个月就把算盘、医护、情报样样学了个遍。剧团成立，她又被拉去当演员，还兼被服厂连长。舞台、针线、枪械，她都能上手，战友打趣：你像个陀螺。
1935年过夹金山那天，积雪没膝，太阳刺眼。队伍里那位留八字胡的老人举着两件单衣喊：“哪位同志能帮我缝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国脱口而出：“包在我身上！”老人谢过她，“我叫谢觉哉，就住坡上。” 这件羊毛衣后来被王定国缝了又补，一直到延安仍在穿。她说：“那是我见过最结实的针脚，也是最浪漫的前奏。”
会宁大会师后，她和剧团被马家军俘虏，铁皮牢房熬了半年。深夜逃出时，她背着两名负伤女兵在黄土坡滚下去，脚掌磨烂，仍死咬牙关。抵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她又遇见谢觉哉。老人指着她笑：“原来是缝衣服的姑娘。”组织需要一位精明干练的联络员，他们干脆成了搭档。
同年10月，两人在办事处后院的炕上一合影，算是婚照。房子漏雨，床头贴着一张标语：“救国先救民，救民先救己。”谢觉哉说：“先把字认全。”于是王定国每天练笔画，半年能写通稿，后来直接给《解放日报》供稿。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家里突然涌进“老院长夫人”“谢夫人”的称呼，她一概拒绝：“叫我王定国。”孩子们想坐专车上学，被她呵斥：“走路，咱腿没坏。”院里发来高档家具，她退回两套，只留最结实那件长条桌。
1953年，谢觉哉七十寿辰。王定国写道：“花长好，月正圆。”其实日子紧巴巴。为了培养孩子，夫妻俩省吃俭用攒下两万多册线装书，全家围着小炭炉抄古籍。谢老常夸：“行书写得像模像样了。”王定国回敬一句四川话：“还早嘞！”
1971年，这个严谨的家突然止于静默。谢觉哉临终只留三句话：不办追悼会，不留专车，不遗房产。王定国全部照做，还补充一条：“谢老没搞特殊，我也不搞特殊。”她揣着存折走进街道办，申请普通职工宿舍。
镜头回到1978年那条走廊。胡耀邦沉吟片刻，说：“谢老留下的日记、手稿、诗词，亟需整理。比任何职位都重要。” 一句话击中了她的心。她当场答应：“我干。”对话不过二十秒，却决定了她后半生的方向。
接下来的六年，她把谢觉哉的二百五十万字日记拆开、编年、注释，又把散落各地的书信逐封找回。唯一的助手是老花镜和一台手摇复写机。腰椎病犯了，她绑块木板硬撑；眼睛模糊，就让小女儿读，她口述标点。十余部著作陆续面世，《谢觉哉日记》《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诗词选》填补了司法史、党史多处空白。
1984年，谢老百年诞辰。王定国把那两万多册线装书连同自家盖章的目录表打包送进中央档案馆。有人感叹：“这可是大半辈子的积攒。”她说：“书在库里活得更久。”
随后，她投身老龄与关工事业。讲党史、办展览、跑偏远山区，车费常自己垫。1994年离休时，人事部门统计，她仅差两天就满“工龄极限”。
91岁那年，她又背起行囊，沿着“雪山草地”原线路徒步七公里，说是“给年轻人打个样”。105岁登上春晚，当主持人悄悄问她愿望，她摆手：“别让节目组给我买新衣裳，旧军装还穿得下。”
2020年，108岁的王定国在北京安静离世。遗物里最夺目的，仍是一件缝得密不透风的旧羊毛衣。有人说，这件衣服的针脚，缝住了两代革命者的风骨，也缝住了什么叫“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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